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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如何助力改革开放？中国报业四十年回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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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提示：【中国包装讯】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，本文以“媒体如何助力改革开放”这个视角来回顾中

【中国包装讯】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，本文以“媒体如何助力改革开放”这个视角来回顾中国报业发展的四十年征程，既探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报业发展，也分析中国报业发展如何助力改革开放。文章试图通过回顾不同时期报业推出的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报道，阐述这些报道助推改革开放的社会功能和媒体角色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报业发展如何继续助力改革开放。

上世纪80年代：启蒙者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中国报业市场改革重新启动，80年代初开始走上改革发展之路。由于长期处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和阶水晶级斗争的实践中，人们的旧思想、旧观念要真正解放出来，还面临诸多束缚和挑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央级报纸由于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、人才优势和发行渠道，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
整个80年代，中国报业推出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深度报道，在推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，可以用一个词“启蒙者”来概括，即改革观念的启蒙者和思想更新的引领者。

以《人民》、《经济》、《工人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等为代表，这些全国性综合上述意见大报刊载的一系列非常有影响力的报道，从不同的价值维度起到思想解放、观念启蒙中的重要作用。相关作品至少包括：

1980年，《工人》发表的报道《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？》。这是建国以来，第一次对重大事故究问领导部门的报道，被誉为中国“改革”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。

1985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的系列作品《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》。这组8篇报道由李大同与驻天津张建伟联合撰写，突破了以往界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，首次将“灰色带”人群作为的考察对象，以“进行式”报道取代传统的“显影机结论式”报道，被界认为新时期深电铸加工度报道的“开山之作”。

1987年，《经济》推出的“关广梅现象”系列报道，引发了关于租赁制企业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问题的热烈讨论。这组报道和讨论，改变以往通讯配评论的方式，大量发表读者来信，在社会广泛参与的对话中得出结论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

1987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的针对大兴安岭火灾的“三色系列”报道（红色的警告、黑色的咏叹、绿色的悲哀）。这组报道将思维拓展到火灾背后的原因，探究“背后的”，文章的编者按说，“在对自然、社会、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，人们自然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。

而这结论最终将会使得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，理解我们的改革。”这三篇报道，正是把大兴安岭火灾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、放在人与自然和社会互动的关系中去考察，才揭示出管理体制的缺陷、生态环境的恶化、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更复杂的信息和更深刻的启示。

1987年，《人民》发表的报道《鲁布革冲击》。这篇报道既叙述了发生在鲁布革工地上的两种体制下的工作状态，又站在普通劳动者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这种差异反映出的体制、利益、观念等深层次问题，由此，大大提升了这篇报道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价值。

1987年，《人民》发表的罗荣兴、祝华新、曹焕荣共同撰写的报道《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——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》。重读这篇报道的开头部分，充满着浓重的思辨色彩和时代追问：“20世纪80年代，改革的大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。刚刚从十年噩梦中醒来的人们，被迅速卷进变革的浪涛。

生活在变，观念在变，还是个新的课题人在变，一切都在变。兴奋、惊愕、困惑、期待……袭扰着每一个人。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向何处去？百年后的历史学家，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1/5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？”

回望上世纪80年代的这些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作品，不难发现，作者的思想主题是第一位的，而具体的事实、数据材料、案例和人物运用都在为宏大而重要的主题服务，其叙事风格大气磅礴、写作形式不拘一格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著名的深度报道张建伟曾这样解释此类深度报道文体兴起的原因：我们早已习惯的范式不免是灰色的，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，一旦在范式的复杂度上有所增加，它所能够容纳的信息量便大大增加，显出旺盛的生命力。

一种文体的创新，要扎根社会现实的思潮土壤，要回应社会发展的普遍需求，要呼应改革开放的价值方向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报业以具有本土创新色彩的“深度报道体”肩负起“启蒙者”的重大角色，这个时代的媒体改革依然可以给今天以深刻启示：媒体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站位，首先要深刻把握社会的脉搏、引领思想的潮流，其实践和文本创新才能走在时代前沿，对社会的贡献才能大放光芒。

上世纪90年代：监督者和记录者

走进上世纪90年代，我们以“监督者”和“记录者”来总结报业媒体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扮演的角色。这其中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《解放》的“皇甫评”系列评论与《深圳特区报》的通讯报道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，这两部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，展示出地方报纸的时代敏锐意识，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继续引领着思想解放的思想潮流。

1991年春节后，《解放》的周瑞金、评论部凌河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一起，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，以“皇甫平”为笔名在报纸头版发表4篇系列文章，包括《做改革开放的“带头羊”》、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》、《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》、《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》。这组文章在当时社会引起巨大反响，甚至不同思想、观点和立场的碰撞及争议。

从1992年1月，《深圳特区报》陈锡添全程跟随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“南巡”活动后，在该报发表了著名的通讯作品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，真实记录了伟人视察期间所做的重要谈话，成为了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件标志性事件。这篇通讯经新华社转发后，被国内媒体广泛刊载，成为影响和推动当时公众进一步解放思想，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文本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业，一方面报道越来越多地回归信息本位、尊重规律，强调事实原则和专业规范；另一方面，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兴起后，各个行业暴露出来一些问题，中国报业开始通过批评报道来进行舆论监督，以促进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。而且，电台、电视台也共同加入了舆论监督的热潮中。一些重要的媒体改革和栏目创新“节点”包括：

1992年2月，“中国质量万里行”大型系列报道拉开序幕，主要对产品质量好的企业进行表扬，对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企业进行曝光，这个系列报道产生热烈反响，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予高度评价。

1994年4月1日，中央电视台在每晚黄金时段推出13分钟的电视评论栏目《焦点访谈》，该栏目首开电视述评式深度报道先河，快速成为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典范。其影响力的巅峰时刻，是1998年10月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央视视察，赠言《焦点访谈》十六个字：“舆论监督，群众喉舌，政府镜鉴，改革尖兵”。

1994年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以舆论监督为特色的深度报道栏目《纵横》，每次20分钟，每天早上7点播出，节目采取“型主持”的方式，紧扣社会热点进行批评报道。

1996年5月17日，中央电视台推出《调查》栏目，以电视调查报道为主要形态，理念从“正在发生的事实、背后的”逐渐转变为“探寻事实真相”，不仅探索出电视调查报道的新型话语，而且成为电视调查性报道的典型标杆。

此外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《南方周末》以舆论监督报道为特色，影响力快速提升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有研究认为：这个时期的《南方周末》，呈现了报纸所具有的良知、勇气、水准和创造力，其实践更符合倡导式业和参与式业的特征。

除了“监督者”的角色，中国报业也越来越具有“记录者”的鲜明特征。这里的“记录者”，不仅指的是报道手法上更加强调客观记录、事实本位，更具有理性平和的朴实风格，而且指的是报道的视角开始关注底层和普通百姓，更具有记录时代的自觉意识。

其中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1995年《中国青年报》推出的《冰点》周刊，第一篇作品《北京最后的粪桶》1月6日刊发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重读王伟群此文的开篇之语，就能感受到把视角对准普通百姓的“接地气”风格：“这是北京仅存的几名背粪工人。他们是老知青，在北大荒生活了多年。回到故乡后，他们却背起了时传祥的粪桶。在靓女如云的橱窗里，在豪华亮丽的大饭店玻璃墙上，极不相称地反射着他们的影子……”

据说，报道刊登的当天，版面主编一进报社大门，传达室和司机班的师傅就冲他点赞“真棒哎！”这一天，部的响个不停，很多读者感动不已甚至泣不成声。

可以说，这是中国报业第一次把主流媒体报道的视角对准了最普通的老百姓，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，让人们感受到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力量与底层精神。这种视角的作品，实现了主流媒体报道价值和维度的重要转向，把以往“自上而下”的视角转向“自下而上”，其转变具有历史意义。今天，中国报业媒体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，一以贯之地体现党和国家对老百姓命运的关注，体现中国媒体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根本立场，这是报业人文精神的重要彰显，也是值得报业媒体继续延续的历史荣光。

新世纪以来：调查者和解释者

进入新世纪，我们可以用“调查者”和“解释者”的角色来总体概括过去20年中国报业的发展。伴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，报业既聚焦中国与世界的关系，也聚焦个体与群体的利益，逐步强化着记录和解释的功能。回顾这20年中国报业的发展，笔者认为一些重要时刻和事件值得记录：

2001年1月1日，作为中国商业报纸的引领者，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创刊，该报坚持创造价值的理念，与《中国经营报》等专业财经类报纸一起，为报道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互动发挥着重要的监督、解释功能。

2003年3月17日，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送至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，3月20日死亡，《南方都市报》于4月25日发表陈峰和王雷的报道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》。报道积极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，成为市场化报纸助推政策完善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性事件。此后，包括《新京报》等在内的主流都市报连续十余年引领着报业市场化改革的浪潮。

2012年前后，中国报业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快速下滑的历史性“拐点”，以《东方早报》2017年1月1日正式停刊、彻底转型为“澎湃”客户端为标志，传统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，整个报业在逐渐退出“整条生产线上有不同的质量保证步骤市场的过程中加速“去产能”。

2012年7月21日，“@人民”账号发出第一条微博，传递救助信息、扩散社会关爱，既拉开了人民官方微博正式运营的序幕，也标志着中央媒体面向移动互联传播启动的数字化变革。如今，人民微博粉丝突破1亿、公众号粉丝超过2500万、客户端下载量超过2亿，这些数据显示，少数主流报业在重新争夺民群体、巩固舆论引导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。

回首本世纪以来的近20年报业发展，有两条“线索”始终非常清晰。

第一条线索就是都市报的规模化扩张和主流化影响，在解释社会现象、调查社会问题、启迪社会观念方面积极推动社会进步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正向功能。

第二条线索就是党报的数字化转型和互联产品矩阵的打造，为重新巩固络舆论场中的传播力、影响力、引导力和公信力打下坚实基础。

纵观中国报业改革发展的四十年，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发展见证者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进步推动者。当前，报业正在进行转型升级，报纸“向死而生”，加快面向数字化平台和移动互联传播转型，报道也在不断探索融合创新的形态。

未来报业的发展，还需要继续服务于改革发展，而助推改革最重要的功能依然是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。比如2016年，当社会上出现一些“文革是否会重来”的疑虑和担忧，《人民》5月17日发表署名任平的评论文章称，决不允许“文革”这样的错误重演，强调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、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，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。

历史已充分证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，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。这种在关键时刻，发挥“定心丸”作用的重大评论，就是主流媒体夯实观念基石、巩固社会共识的重大价值。

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关头，面临经济全球化、报业融合化和运营公益化的多重挑战，中国报业正在报道、融合转型、媒体智库、行业拓展等多个维度进行积极探索。

笔者认为，报业要持续助力改革开放，需要完成四个方面的转变：

其一，从议题追踪者到议程设置者的强化。

不仅要关注社会热点，做议题的追踪者，还要做社会改革发展重大议题的设置者，以对重大问题的持续关注来助推社会进步。

其二，从事实把关者到真相阐释者的提升。

不仅要做事实的把关者，守住事实底线，更要做真相的阐释者，帮助公众更全面的认识复杂的中国、前进的中国。

其三，从信息传播者到价值引领者的追求。

不仅要做信息传播者，还要做价值引领者，把中国的藏饰项链文化、发展的方向、民族的精神传递给公众和世界。

其四，从致力于报道到服务于治理的转型。

不仅要致力于报道，还要深入地参与到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当中，发挥好媒体智库的功能。

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工作者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、时代风云的记录者、社会进步的推动者、公平正义的守望者。这要求媒体既要做好正面报道和舆论引导，又要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，更要追求主流影响和思想引领。在记录中影响，在影响中推动，这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报业继续助力深化改革、助推社会进步的努力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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